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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開場白之後,從我們每個人發表自己面對大學入學考試(學測甄試、指考分發以及僑生申請入學)時最刻骨銘心的片段開始分享。

  謝O芳認為,儘管考試是相對公平的方式,但是因為資源分配不均的關係,所以其實還是存在著許多不平等的現象。

  夏O瑄覺得,因為學測和指考之間有一定的時間差距,指考戰士除了課業上的壓力,又會被已經有大學的同學干擾和影響,導致心理極度的不平衡,變相地增加了心理壓力。但是也因為指考這段的歷練與考驗,所以知識基底更為穩固且紮實,抗壓性也增強了不少。上大學後面對學校的課業,和學測上的同學相比,也較能得心應手。

  張O雅提到,某些私立高中特別重視招生人數和學生的素質,所以相對強調招生前所舉行的學測之成績,而將高三課程架空,反覆複習高一、二的內容。理工學院的同學會反映,學測同學的理化基礎並沒有打好,導致他們在課程的銜接方面,較為弱勢。

  曾O純分享在澳洲的升學制度,以及她在當中所發現的問題。澳洲(維多利亞省)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來自由選擇考試科目,但是有些被認定較為簡單科目卻會被額外扣分(例如:體育、藝術、歷史、心理學……等等),反之某些被認定較為困難的科目會被加分。而且如果有特殊狀況(例如:家庭在準備考試期間發生變故、考試當天考生健康狀況欠佳),可以申請證明,改採較低的門檻進入該科系。但是大家一致認同,這雖然是很人性化的方式,卻還是有被鑽漏洞的可能性。

  朱O呈反映,能力和成績並不一定有正相關,雖然目前大方向是朝著多元入學方向前進,但實際上還是在以成績為重,除了某些技職體系的學校之外。即使入學管道相當的多元,但大部分學生並無法受惠於那些多元管道(例如:體育績優、成績保送制度、繁星)。

  黃O怡發現,學測的出題制度並不能反映出學生真正的實力。尤其是在團體面試時,可以明顯感受到城鄉資源的差距(例如:都會區的學生都有相對較好的表達能力,也有較多的競賽、展覽以及國外交流等經驗可以分享;相較之下,來自非都會地區的學生,在語言表達上會明顯比較弱勢,也沒有豐富的課外活動經歷。)。另外大家也討論到,面試時呈現的資料以及當日的衣著打扮和儀態表現,都會受到家庭經濟背景影響。許多突出的表現往往是用金錢所換來的(例如:全科班補習、國外短期遊學和才藝的培養等。),然而在經濟背景較差的環境下,許多同學甚至連面試的費用都無法負擔。

  綜合上述論點,我們由功能論、衝突論、象徵互動論這三種理論來分析我們的看法:

  以功能論來說,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根據每個學生的能力,將他們放在社會上適當的位置。讓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專長,貢獻己力,維持社會的運作,畢竟分工在社會上是必須的。在學生進入職場之前,只能運用考試制度評定學生的能力,將他們做初步的劃分。我們一致認同,功能論的觀點,是建立在每個人擁有相同的立足點,在資源平均分配的理想狀態下,現行的考試制度就會是個合理且公平的方法。

  從衝突論的角度來檢視,事實上資源的分配並不平均。尤其是金錢方面的掌控,使得社會上層的人仍舊位居高位,而下層的人少有機會擺脫現狀,社會地位M型化,造成社會的垂直流動功能減弱。社會上層掌握了大眾媒體與出版品等資源,使得他們的觀念與想法成為社會上的主流知識。而在這樣的知識教育下,認同主流知識的學習者,會被歸類為優秀的學生,進而成為社會的優勢團體,出社會後,成為社會上層的學生,又繼續使用同樣的價值觀影響著社會,如此不斷的循環。衝突論是補足了功能論沒有注意到的漏洞,提醒人們不平等的存在。

  對於象徵互動論而言,現今社會賦予大學入學考試分數的意義,是它等同於好前途的保證,而好前途代表了物質富足的生活。我們的想法無時無刻都被這些社會既定印象所影響,而且非常難以動搖。即使有越來越多的例子告訴我們,高學歷並不保證好工作,但我們仍是執著於明星學校的光環。這證明了,象徵的意義對群眾的影響力超越了事實真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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